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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五壮士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中闻名遐迩的战斗英雄群体，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深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和敬仰。其实，早在1934年，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县筠门岭，那场轰轰烈烈的盘山战斗中就涌现出了壮烈跳崖的红军战士，他们的壮举同样惊天地、泣鬼神。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前，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二十一个县，五万平方公里，二百五十多万人口，主力红军已发展到近五万人。同时，还先后建立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等九个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除红一方面军以外，还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六、七、十、十二、十六军等。此外，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纷纷要求抗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继续对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的准备，妄图扑灭革命势力。蒋介石不甘心失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动员了五十多万兵力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他们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堡垒政策”的新作战方针，从四面一步步向我中央根据地逼近，其中南路是陈济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当时大好革命形势下，被冲昏了头脑，否认总的看来还是敌强我弱的事实，只看到我们已有大小十来块根据地，看不到这些根据地还未联成一片，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反动势力比较起来还处于劣势；只看到我们已有三十万红军，看不到敌人还有四百万兵力，而且有帝国主义支持和指挥的事实。从这种错误的片面的前提出发，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提出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侵占苏区第一寸土地”、“两个拳头打人”、实行敌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和敌人拼消耗的战术，希图毕其菌于一役。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两次建议，留少量红军在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采取广泛的游击战争，来钳制敌人，集中主力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敌后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都遭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拒绝，会昌保卫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会昌位于瑞金南约一百里，是通往瑞金的水陆咽喉。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而对付蒋介石南路进攻的南线广大地区只有我们红二十二师，尽管在其他地区作战的红军主力部队也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但是，二十二师的当面就有敌人的一个军。我们红二十二师作战的对象是广东军阀，头子叫陈济棠。据说他有三个军（一、二、三军），每个军有三个师。陈济棠的部队还是比较有战斗力的。据说他原是张发奎的部下，北伐战争时，因叶挺独立团能征善战，张发奎被授予“铁军”称号。后来陈济棠就任这个军的军长。五次反“围剿”时，除了广东军阀以外的敌情，我们团的干部是不清楚的，就是师里也不知道。因为师、团没有这种侦察力量。红二十二师三个团的三千多兵力配置在会昌以南，我们六十四团配置在焦头坑至湖塅的三十里防线上，防御纵深从筠门岭到站塘（不含）二十里，团部设在筠门岭。筠门岭西临湖南，东近福建，南下广东，北距会昌，和红色首都瑞金只有一百零一公里，是水陆通商要道，也是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团主要是由经过长期游击战争锻炼的翻身农民组成，政治素质很强，但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较差，而且武器装备不足，全团三个营一千二百人左右，只有八挺重机枪，每挺一百发子弹；各连有一至二挺轻机枪，每挺五十发子弹；老战士手中武器是梭标和大刀；使用自制的马尾手榴弹和地雷，也有少量缴获来的手榴弹。师的正面是陈济棠部的第三军，我团正面是该军的一个师，加上大约一个团的地主武装，都是装备比较好的，敌师部设在高坑。
我们六十四团防守隘上、水口、南下坑、大眉山一线。二营重点是防守隘上、水口、蓝屋，由连长钟鸿义、指导员蔡保林带领加强连四连一百二十人防守隘上、水口村。三营重点守备蓝屋、坝上，其次是黄坌、小马头。由副营长张志成率加强连防守蓝屋、坝上。一营作为团的预备队，驻在筠门岭，该营派出一个连构筑团的第二道防线，组织一个观察哨。六十五团配置在我东侧，六十六团是师的预备队，进驻站塘以南，构筑师的第二道防线。
在寻乌至筠门岭这一段是节节防御，节节后退。直至一九三四年六月底至七月初，筠门岭战斗打响。打得最激烈的是隘上和水口，整整进行了三天两夜。我二营四连守备的山峰叫盘古隘，地势险峻，山峰呈蘑菇状，只有一条山路通往山顶。开始，敌人炮击之后，用一个连的兵力向我阵地冲击，一边冲一边盲目地乱放枪。当敌距我只有三、四十米时，我们突然开火，在连预备队的反冲击下，几乎全歼了敌人的这个连。这次反冲击，我们凭借着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杀伤了敌人，缴获了两挺轻机枪，捉住了几个俘虏。第一天，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约一个营。我们暂时的胜利激怒了敌人，消耗了自己有限的弹药，也暴露了我们的实力。第二天开始，敌人就改变了战术，光用炮轰，不再发起冲击了。他们一方面把山头团团围住，使我们的弹药、粮食、水得不到补充，企图长期消耗我们。另一方面敌人的两个团从六十五团和我们团的结合部插过来，绕到我们团的防御阵地后面攻击我们，使我们腹背受敌。经激战后，打退敌人先头部队，敌我各有伤亡，但终因敌众我寡，我二、三营在和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阵地。这时，四连更加孤立无援。四连的指战员们掩埋好牺牲的战友，砸碎了枪支，把被子撕成条，一条一条地接起来，准备从悬崖上吊下来突围。重伤员们为了不拖累战友们突围，宁死也不甘心被俘，不少同志跳崖牺牲了。夜晚，敌人的炮击又开始了，进出的必经之路盘古隘的门楼被炸毁。四连的指战员们开始突围，他们系着用被子接好的绳子往下撤，可是绳子不够长，离地面还有二、三米高，大家只有从高处往下跳，不少同志摔伤了腿。全连撤下来的不足三十人，其他同志都光荣牺牲了。
尽管这次战斗失利了，但是我们团还是配合其他部队保卫会昌、保卫瑞金铁光荣任务，敌人始终没有能占领会昌，并为尔后党中央、中央政府及所属机关向外线安全转移创造了条件。
由于当时王明在干部政策上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对外来的干部很不信任，我们师的孙毅同志的处境就是一例。起初，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师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不久，就调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多得很。我们师从师
长、政委到连的干部，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连换了两茬。这段时间内干部的频繁调动、变化，主要是由于广大干部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的一套不满意，表现为形式各样、程度不同的抵制，这是王明一伙所不能容忍的。当时，我们团一级的干部在实战中对王明一伙的错误战法是有察觉的，尽管还不是理论上的深刻认识，但是已经能够从朴素的对比中察觉出来。师的干部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比我们更进了一层。我们团的两个营在筠门岭战斗中主动撤下来以后，没有受到师里的严厉处罚，就说明师的领导是同情我们这种作法的，是体谅下边的处境的，是对“左”的那一套战法反感的。正因为如此，没有多久，我们师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受到了打击，被调动了。当然，战斗中干部的伤亡也是这种调动和变化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战斗，伤亡也比过去严重得多。所以，干部的频繁调动，可以说是“左”倾机会主义在干部问题上的集中表现。这样，一方面弄得广大干部人人自危，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被斗争，什么时候被调离；另一方面，由于干部调动频繁，对自己部队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经历、作战能力、作战特点等情况都不甚了了，根本谈不上知己知彼。
王明从“左”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为着打仗而打仗，完全否认毛泽东同志为红军规定的三大任务。他们在农村实行过“左”的阶级政策，消弱了自己，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群众工作中实行强迫命令。只要是战争需要的东西，一概拿来，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使人民生活发生困难。比如，由于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食盐奇缺。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实行先军队后人民的政策，群众是理解的，也是支持的。可是，后来却把这种正确的作法变成了卡群众脖子的错误做法，实行给群众食盐，群众必须交东西，不交东西就不给食盐的政策，因而失掉了群众。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春荒时，仅水湾乡黄埔大湖村就给红军送粮一千多斤，平均每户交一、二十斤。一九三四年的情况就不同了，工作做不通，就逼迫群众交粮食，不交就不给老百姓食盐。另外，对地主、富农不给生存资料，使他们投靠敌人，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些人在敌人的唆使下，对我们根据地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破坏极大。记得罗田附近就有一万群众在铲共团头子欧阳光［江］唆使下到我们部队偷袭，造成严重损失。毛泽东同志说过：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第五次反“围剿”最需要群众支援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群众，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情况竟严重到这种程度：连抬担架的群众都没有了，只好叫没有跑掉的地主、富农去抬担架，有的竟把伤员丢在半路上逃跑了。
军事上，面对敌人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王明完全背弃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敌人进行堡垒对峙。所谓“堡垒”就是在山的周围修环形战壕，搭上树木，再压上土。可是，树木经不住敌人炮弹的轰击，我们伤亡很大。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工事的构筑方法，就在山上筑成蜘蛛网式的壕沟。这样炮击时的伤亡是减少了一些，但是敌人常常晚上来摸哨。于是又在山底部挖些猫耳洞作秘密观察点和火力点。在这样的堡垒前面再搞些鹿砦，埋些地雷，敌人打枪，由于我们子弹少，没有杀伤敌人的把握不还枪，只是当敌人冲击时，才用土地雷、自制手榴弹还击，这些土地雷和手榴弹有时根本不爆炸，也只能炸开两片，没有杀伤力，战斗紧张时，弹药得不到补充，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时间长了，敌人的大炮把山上的树木都炸光了，我们的“堡垒”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伤亡日益严重。守“堡垒”的大部分是党、团员和老战士，后来班长副班长也调去守“堡垒”。虽然指战员们作战很勇敢，虽然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毕竟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由于骨干伤亡多，部队战斗力显著下降，到五次反“围剿”突围时，骨干已经所剩无几。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战争的直接目的时说，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可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既不能保存自己，又不能消灭敌人，只是守在“堡垒”这种活靶子里，成了敌人射击的目标。后来才知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光是我们团，就是其他部队也都是这种打法，所以，那是必定要失败的，即使是我们一个团打胜仗，也无法挽回整个战场上失败的局面。这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避强打弱，诱敌深入，开展广泛的游击性的运动战。当敌人以堡垒推进的时候，我们都舍得一些坛坛罐罐，插到敌后，调动敌人就我范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就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团的广大指战员从事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也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对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所采取的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很反感。当面敌人一个师的兵力对我们团的两个营，而且武器装备也远远胜过我们，和这样的敌人进行堡垒对峙拼消耗，实在不如那些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记得在这次保卫战中，我们团的两个营在没有经上级同意的情况下，主动撤离了堡垒，这也可以说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推行消极防御的一种抵制吧。尽管这种作法从一定意义上说违反了组织纪律，但是它毕竟减小了一些无谓的牺牲，多保留了一些革命的力量。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筠门岭战斗，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场战斗是在错误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前提下进行的一场我军不了解敌情、干部不了解部队、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群众支援的糊涂仗，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场战斗，是不可能不失败的。血的教训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这样一条真理：毛泽东军事科学思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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