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故事】壮怀激烈的天门嶂战斗

minhu

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会昌县晓龙乡天门嶂发生了一次留守红军及地方游击队与国民党军的武装冲突，这是一次壮怀激烈的战斗。
一、源起九路突围1935年2月中旬，中央苏区全部丧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以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红军部队共约1.5万人，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被困在会昌县西江、白鹅和于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小的地区内，经费、粮食、枪支弹药已十分缺乏。
为此，中央分局曾多次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示目前的行动方针。但由于中央红军一路转战，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分局才收到中央书记处的急电指示。随后，中央又两次致电中央分局，指示突围要注意几个问题。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组织部队突出重围。
会议决定放弃原来拟定的集团出动计划，将部队分成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几天后，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分局对突围部署又有适当调整，突围部队仍然分成九路，而把所有机关干部分配到部队或派到其他地区加强领导，项英、陈毅、贺昌等3人一起随军行动。
2月下旬，按照中央分局部署，在项英、陈毅的统一指挥下，被围困的各路突围部队陆续出发，分头突围。第九路是项英、陈毅、贺昌所在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他们将全团编为4个大队，向福建长汀地区转移，最后突围。

二、梓坑村群众帮助留守红军撤离1934年11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玉堂部第三师占领会昌城，中央苏区最后一座县城沦陷。
12月底，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等留守中央苏区的首脑机关迁往井塘村，其他机关分散驻扎。其中，中央军区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裁判部、中央卫生部、中央药材厂、中央疗养所、中央总供给部、中央电报局、中央警卫连、中央羁押所、中央印刷厂、中央红军被服厂、中央国家银行、中央兵工厂、中央运输连、红军供销合作社等十几个部门驻地在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梓坑村是1931年建立的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与井塘村只隔一座山，临接贡江，地势险要，进退自如，适合人员隐藏。
1935年2月上旬，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人员从井塘村抵达梓坑村，与留守梓坑村的其他中央机关和红军会合。几日后，中央机关人员和红军开始陆续撤离梓坑村。红军与梓坑村群众建立鱼水感情。梓坑村群众积极帮助留守红军撤离，自发坚壁清野，将粮食、油、盐等藏于地窖、夹墙、屋檐内或运往游击区，锅、碗、壶等用具沉入池塘，拔掉风车柄，捣毁砻、碓、磨石等加工粮食的工具，使敌人占领后难于立足。梓坑村群众又收留了一些红军伤病员，悉心照料，有的群众将这些伤病员认作自家“丈夫”“儿子”，躲过敌人的盘查。许多群众倾其所有给红军战士送去米、盐、衣服、布鞋、草鞋、火把、箬笠、鱼干、肉干、炒豆、南瓜干、红薯干、熟鸡蛋、干辣椒等物品。也有不少群众“送孩子参加红军”“送丈夫参加红军”，积极参军参战。群众帮助红军在交通要道设置重重路障，到处挖陷阱、布竹钉、埋土雷，使踏入的敌人屡遭困扰，寸步难行，延缓敌人进攻的速度。出发那天，梓坑村干部群众用20多条船连夜搭成浮桥，数千名红军和地方游击队高唱革命歌曲渡过会昌河，翻过白鹅九岭岽向各方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回忆说：当时，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怀胎七八个月，梓坑村农民就采来草药炖鸡给她吃，为她补身子。
1934年12月的一个早晨，贺怡和她的父母与毛泽覃在梓坑村迳口依依惜别，踏上了前往赣州的小木船 。
三、天门嶂战斗壮怀激烈3月初，各路突围部队都走了，最后剩下第九路，即项英、陈毅、贺昌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部队。突围前，第九路部队整编为四个大队，红七十团番号取消。贺昌、周建屏、杨英等编在第三大队，袁血卒和李翔梧等编为第四大队，项英、陈毅等携带电台，分别编在另外两个大队。当时，第九路部队突围的方向和路线是在梓坑村渡河，穿过白鹅乡，经过乱石圩，渡过濂江河，越过天门嶂山脉，到福建长汀地区去。3月9日早上，贺昌率第三大队先行出发，袁血卒率第四大队跟进掩护，他们离开梓坑村，渡过白鹅贡水河，直奔天门嶂山区。
3月9日中午，贺昌、周建屏、袁血卒和李翔梧率领先头部队到达天门嶂。在此之前，红独立十六团和地方部队也转移到天门嶂的白竹塘。

▲会昌县天门嶂

交战双方力量差距很大。红军兵力是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和师部机关的先头部队约1000人，红独立十六团及粤赣省、会昌县机关、门岭县机关留守人员和地方游击队约1000人，共约2000人，武器装备简陋，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身处劣势。国民党军兵力是第七师、第八师、第八十九师，共约18000人，武器装备精良，国民党军占据绝对优势。国民党南路军第七师从会昌的右水、高排沿安远、会昌边界构筑封锁线，国民党北路军第八十九师一部在晓龙布防，国民党第八师、第八十九师另一部从珠兰长教和高排高兰一带包围封锁天门嶂山区。
国民党军在地主铲共团的配合下，将天门嶂山区围得水泄不通，红军突围转移困难重重。9日下午，国民党军和地主铲共团开始“搜剿”，放火烧山，成排成班地沿山沟山脊齐头并进围攻红军先头部队。红军先头部队被打散，但仍以小股为单位，依托山上地形顽强地抗击敌人。天门嶂到处是密集的枪炮声、喊杀声，烟火升腾。

9日傍晚，项英、陈毅所在的另外两个大队听到天门嶂战斗的枪炮声响，知道贺昌等的先头部队被敌军重兵包围了，已经无法前去会合，当即倒转方向，机智脱险，后来几经辗转到达油山。10日，敌人四面八方上山合围，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和各参战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以一敌十，但寡不敌众，损失惨重，人员大量牺牲，弹尽粮绝，陷入绝境。

11日，敌军占领天门嶂。红军和各参战游击队绝大部分牺牲，也有少数被俘虏。只有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红二十四师代理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及何侠、唐继章、钟伟生冲出重围。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中央军区政治部下设的宣传部部长李翔梧，红二十四师政委杨英等壮烈牺牲。四、沉痛的记忆在天门嶂战斗中，红军先头部队吸引了大量敌人，掩护项英、陈毅等乘机突出重围，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为最终赢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袁血卒后来回忆说：“在天门嶂山上，我们受到敌人包围合击。战斗打得很激烈，部队全被打散了。
贺昌同志在晓龙的归庄被敌人包围，他负了伤，誓死不当俘虏，高呼‘冲啊！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战斗到最后，倒在血泊之中了。周建屏、杨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其他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最后剩下我和李翔梧、何侠（周子桢）、陈松林、廖得标、唐继章和钟伟生七人。我们七人藏在水沟的深处，敌人就在附近搜索，他们说话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被敌人发现了。何侠、唐继章、钟伟生等冲到对山的棱线上，我也赶上了，李翔梧却负了重伤。这里地势较高，我们停下来，掩护李翔梧同志。李翔梧同志勉强跑到山脚下，大声喊道：‘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前进吧’他就这样在伤势沉重的情况下，举起手枪，自我牺牲了。他的鲜血，在我们心中留下沉痛的记忆。”

1935年3月14日，《益世报》第2版刊登了“贺昌已于十日晨在会昌归庄经第八师击毙”的消息。1935年3月16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刊登了新闻：“贺昌率数十人藏匿深山，佳（九日）晚寻得踪迹将其包围，贺昌凭险顽抗，于灰（十日）晨经我解决，当场击毙，尸身经俘虏指证属实，已抬至会昌拍照，现仍在继续搜剿中。”

1935年4月，陈毅得知阮啸仙、贺昌牺牲的噩耗后，十分痛心，挥泪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李翔梧和妻子刘志敏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李翔梧在天门嶂战斗牺牲时年仅28岁。刘志敏曾任石城县委书记，1934年12月在安源不幸被捕，1935年6月在漳州英勇就义。红二十四师政委杨英，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1931 年7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参加红军攻打赣州城作战，1934 年夏任红二十四师政委，1935 年3月10日在天门嶂战斗中牺牲。会昌人民在天门嶂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的独立十六团和地方游击队的1000余人大部分牺牲，只有20余人突出重围，门岭县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伟勋牺牲，粤赣省苏副主席邓学林、会昌县苏主席文洪贵等几个省县领导和游击队员被俘，会昌县的革命武装在天门嶂战斗中消亡殆尽。